《父亲的歌》;- 郑友贵

文：郑友贵

父亲离开人世已三年多了。

可我却常想起壮年、老年的父亲，用他那粗糙厚实的双手，捧起那金黄鼓胀的玉米、谷子，唱起故乡那高亢嘹亮独特的歌，品味着劳动和收获的喜悦。那歌声常在我心中响起、回荡……

父亲爱唱歌，这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。他唱的不是高雅的歌，也非流行歌曲，当然更不是一时风行的卡拉0k，他唱的是故乡——川江之岸的山歌：“吆—嗬—嗬，高粱结子高又高，红红的脸蛋在半中腰……！”没有二胡、笛子任何乐器伴奏，可那洪亮激情的音符，越过高山、田野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七十年代，农村仍是吃集体“大锅饭”，越吃农民越穷，下地干活打不起精神，常常打“青桩”（站着耍），摆龙门阵。作为生产队长，父亲常为农友唱一曲山歌，为他们打起一些精神。插秧时他唱，施肥时他唱，薅秧时他唱，收割时他唱。春夏秋冬，风雨阴晴，只要大伙说一声：“来一盘！”他并不推辞，马上投入地一边干活一边唱起来。其实父亲和农友一样，常常也是填不饱肚子的，他真情地为农友唱，唱出了他的坚韧、豁达，困境，不能压抑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母亲常说他：“穷开心！”

后来，农村搞了土地联产承包，人们在自己的家园精耕细作。但人们同样需要精神食粮。父亲引以自豪的是，不少人家在播种、插秧、收获时还请他唱上一段“四季歌”。在家乡附近一带形成了一种看法，请我父亲去唱歌，是其家道兴旺的标志。但这时那歌声也远不是从前那种无奈的气氛了。那每一高低起伏的声律中，饱含了对新生活的无限希望和欣喜之情，更高亢热烈。

父亲生长在农村，也曾是忘我肯干的铁路工人，三年困难时期，为了一家老小不被饿死，他回到农村种地。父亲的歌声伴我走到山城重庆求学的校园，也随我到首都北京，还与我同行到东海、南海之滨，我倾心过泰戈尔、普希金，崇拜过徐志摩、朱自清，也常哼唱中外名歌和流行歌曲。如今生活在繁华的城市，但我却对父亲那朴素的没有任何掩饰的山歌一往情深。那歌声，仿佛一缕缕灿烂阳光深入我心，而我却如泥土里的一粒种子，在这温暖阳光下萌芽、生长，摇曳在原野，愿以自己微小的绿色为人间添一丝新意。也许有人要说这山歌太普通，不足为奇，然而我想说，正是它普通，如同故乡小河、红土、山泉、庄稼，朴实、自然，充满生命活力，融入我灵魂……

我常在矿山的陋室或在城市的喧嚣中，独自伴着月光、灯光，或在电脑前敲打，或在稿纸上走笔。而父亲已长眠在故乡山坡上。我用心、用真诚和深情，歌唱大山、河流、矿灯和普通人的悲欢，写一些平凡的人和事，但平凡和自然使其生命盎然，此时，我耳边常常响起父亲那山歌，那歌于我并不亚于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甚至更美妙，那歌声把我拉回童年，让我又亲近故乡山水，回归纯净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