漫话庐陵

漫话庐陵

据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，吉安府乃“荆、扬二州之域，天文斗分野，春秋属吴，战国属楚，秦九江、长沙二郡，汉属豫章郡及长沙国。东汉兴平初，分豫章立庐陵郡。三国吴又分置安成郡，治平都县。晋庐陵郡属扬州，安成郡属荆州。元康初，俱属江州。隋废二郡，以庐陵县，置吉州。大业初，复为庐陵郡。唐改吉州，天宝改庐陵郡。乾元初，复为吉州，属江南西道，宋属江南西路，元初为吉州路，后改吉安路，本朝改为吉安府，领县九。”可见，“庐陵”作为郡名，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兴平初年（194—195），最后一次以“庐陵”为郡名，则是在唐乾元初（758），之后再也没有以“庐陵”为郡名了，而改称“吉州”、“吉州路”、“吉安路”或者“吉安府”。

又据《大明一统志》载：“隋废郡，置吉州，改石阳为庐陵县。唐永淳初，州徙今治，县亦随徙。宋元仍旧，本朝因之”。“庐陵”作为县名，从隋朝始，到明朝时，仍在使用，距今1400多年。而“吉州”一名，最早也是出现在隋朝，与“吉州”的历史相当。“吉安”一名，则出现得较晚，距今只有700年左右。

“庐”字，其意颇丰，其义项有简陋的居室、官员住宿的房舍、为守丧而构筑在墓旁的小屋等，肯定不是什么华堂或别墅。“陵”字，本意为“攀越大土山”，引申为“登上、升”。古代帝王的坟墓，被称为“陵”（此为帝王专用），有“专用的升天通道”之意。“庐”与“陵”合在一起，大其意为将简陋的房子建在大土山上，现在的吉安之所以在古代被称之为“庐陵”，大约就是这个意思。

“庐陵”在宋以前，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地名，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意蕴。然而到了后来，却成了一个显赫的地名，甚至成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签，这一切，恐怕还得归功于欧阳修。

欧阳修，北宋永丰沙溪人，生于公元1007年，卒于1072年，活了65岁。宋仁宗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，欧阳修上书替他们分辩，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。到任以后，他内心抑郁，但还能发挥“宽简而不扰”的作风，取得了某些政绩。他的著名散文《醉翁亭记》就写在这个时期。他在《醉翁亭记》中的一句“太守谓谁？庐陵欧阳修也”，让世人记住了“庐陵”这个地方。

欧阳修生活的年代，庐陵郡早已不复存在了，彼时称之为“吉州”。那为何欧阳修要自称“庐陵欧阳修”呢？我猜想，他虽为永丰人，但其家族亲人仍居住在庐陵县的欧桂里，在他的心里，永丰不过是客居之地，惟有庐陵才是他精神的原乡。可见，他是个性情中人，骨子里思亲念旧，不忘本源。

欧阳修之后，“庐陵”似乎在顽强生长。宋以降，尤其是明朝，庐陵（此时该称之为吉州或吉安）书院林立，书香弥漫。彼时的庐陵，“家有诗书，人多儒雅”、“文风盛于江右”，演绎了“一门三进士，隔河两状元”的科举神话，以至于“翰林多吉水，朝士半江西”。涌现出文天祥、王炎午、解缙、王艮、彭时、罗洪先、邹守益等众多名人贤达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庐陵文化。

刘禹锡说得好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庐陵很普通，但因为有欧阳修，也就不普通了。所以，我在想，“庐陵”应该是沾了欧阳修的光了，我们应当向他致敬。如果没有欧阳修，恐怕到现在，庐陵还只是那个在大土山上的简陋的“庐陵”了。这或许就是“名人效应”吧。

对于“名人效应”，吉安人深得其中三味。据说，北宋时，东坡过庐陵，酒足饭饱之后，悠游古后河，但见满目清波，杨柳依依，小桥老树，风景如画，顿时，诗兴大发，吟诵到“巍巍城郭阔，此地风光半苏州”，于是，给后人留下了一座“半苏桥”。而对于“庐陵”这块金字招牌，吉安人更是越擦越亮。譬如，庐陵人文谷的成功打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我喜欢“吉州”一名，吉祥之地，寓意多好啊；我也喜欢“吉安”一名，虽没有“吉州”大气，但多了一层“平安”的意思。而“庐陵”一名，因为有了欧阳修，有了庐陵文化，却是我的最爱。

至于那个“半苏桥”，窃以为没有炫耀的必要，兴许是东坡碍于情面的溢美之词，但他还是有所保留，否则就会大赞其为“此地风光胜苏州”了，看来东坡还是偏爱苏州的。有诗为证：庐陵风光好，堪及半苏州；东坡虽高大，只是已千古！溢美之词不必当真，听听即可，否则就会贻笑天下了。

看来，“傍名人”可以傍，但须谨慎行之、要“傍”得恰到好处，“庐陵”即是一个范例。